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当今的中国提出经济第二次转型，恰逢其时，且具有重大的政策价值。而要谈“第二次转型”，需将“建立单一市场”和“做大做强企业”这两点与之放到一个逻辑架构中加以讨论，才更有说服力。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首当其冲的挑战，是如何维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增长。按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基本逻辑，经济增长源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决定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之高低，而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又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鉴于市场规模等价于贸易范围，斯密成为了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长期以来，关于自由贸易的辩论几乎都集中于对外贸易，而实际上，贸易有“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对外贸易自由和对内贸易自由难分伯仲，都是扩大市场规模的有效途径。

　　如果说对外贸易和投资还有国家利益需要考虑（比如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因美国国会出面干预而失败），那么国内自由贸易对民族国家整体来说则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换言之，建立国内单一市场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完全吻合，因为财富增长的过程就是税收与声誉增加的过程。然而，目前中国的市场，商品、服务和要素的流动均不同程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中央政府、大企业和广大消费者都有好处的单一市场，究竟为什么迟迟建立不起来？

　　其实，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里，计划经济使中国曾经有过了一个奇特的“单一市场”。那时企业对计划负责，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负责，商品、服务和要素有计划按比例地在全国流动。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年，在用市场逐步替代中央计划过程中，建立在计划基础上的全国“单一市场”随之瓦解，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开始孕育、生长。尽管中国在建立单一市场的进程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中国内部市场的迅速拓展，还是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进而对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和重大影响。如果说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存在某种替代关系，那么中国对外开放度的迅速提高，亦为受到国内不完善市场困扰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而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大企业，由于在国内市场基本上畅行无阻，故作为现行规则下的既得利益者，它们自然没有动力去改变现状。至于那些迅速成长的非国有企业，它们除了向国际发展外，还往往能找到某种非正式渠道来克服市场障碍。此外，今天人们批评的、建立在狭隘利益之上的、以地方保护主义形式出现的市场障碍，其形成、积累和对经济造成的危害，也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国内市场不完善问题虽然始终存在，但却长期没有成为约束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单一市场也就“呼之未出”。

　　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中国海外市场的拓展之路荆棘密布。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上，中国既受到了来自诸如越南和印度等国家的激烈竞争，也受到了日益强化的全球标准、区域组织的法律法规、甚至个别国家歧视性政策的约束。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借助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实施的贸易壁垒，已经实实在在被中国政府和企业感受到了。其次，国内地方保护主义日益严重地损害着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环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平新桥教授两年前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大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之间现存的各种贸易壁垒，折合成“关税”后平均税率超过20%，极大地阻碍了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高，同时也制约了企业的做大做强。其三，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依赖于资本、资源和劳动投入而实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其空间越来越狭窄，代价越来越大，因而其可持续性也越来越受到质疑；与此同时，靠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实现的快速增长日益受到青睐。

上述三大变化，使得建立国内单一市场突然间变得要紧和迫切了。如能适时行之，或可收一石三鸟之效。
　　接下来的问题是，企业规模是否越大越好？做大做强的企业应该成为所有企业追求的目标吗？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并不支持这样的命题，因为企业边界至少要受到组织和运转企业之交易成本的影响。每一个企业都有自身的适度规模。这或许恰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大企业备受世人诟病的原因之一吧。还有，大企业和垄断之间是什么关系？微软是业绩辉煌的巨型企业，可它同时也是因垄断行为而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企业。在企业规模和防止垄断之间，应该也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另外，中国中小企业倚重海外市场是因为国内市场不完善吗？从国内和国外市场相互替代的角度看，这种判断有一定道理。但实际情况也可能是，不同企业这样做各有各的原因。许多外资或合资企业设立的初衷就是海外销售。

　　至于说究竟谁是推动中国第二次经济转型的主体，我想沿着已故的马里兰大学曼瑟·奥尔森教授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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